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876元，比上年增加2574元，同比名义增长9.4%。1985年以来，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已经连续35年领跑全国各省区。

　　民营经济发达、沿海区位优势、勤奋苦干……表象背后，浙江农民增收藏着怎样的密码？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回望浙江农民增收路，一些路径有着不一样的启示意义。

　　“工业思维”经营三农

　　在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农民教授”项继忠给农户讲农业三产融合：湖羊出场价14块钱一斤，100斤的活羊卖1400元；自己屠宰，一斤湖羊肉25块钱，能卖1800多元，这是搞“二产”；如果烧好了直接上餐桌，能做36份、卖3000多块钱，一头羊卖出了两头羊的价钱。

　　项继忠是湖州咩咩羊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他有“高级畜牧师”职称，相当于教授级。2017年以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推出职称制度改革，一批具有实践经验的农民获评高级职称，这些“农民教授”为三农带来市场化元素。

　　三产融合、技术驱动、品牌意识、规模效应、商业模式，都是典型的工业经营思维，源于贸易与专业分工的增长，源于技术和模式创新的增长，源于规模经济的增效。这些契合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现代生产模式，切实在浙江农村生根开花。

　　三农专家顾益康认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浙江坚持走“人民大众创造财富、人民政府创造环境”为运行机制的大众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之路，使浙江三农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

　　通过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路子，浙江干部群众意识到全方位开放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发挥资源小省、市场大省优势的必然选择。

　　柯桥轻纺、海宁皮革、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桐乡羊毛衫、大唐袜业……块状产业是县域经济、农村经济的强大支撑和竞争力所在，也是浙江农民创业就业的主阵地。

　　目前，浙江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超过60%，经营性收入占比超过20%。可以说，浙江三农早已摆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优势、兑换价值。

　　跳出农村发展农村

　　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是长三角渔业重镇。“养一辈子鱼，欠一屁股债。”世代养鱼的农民章利恩说，长期以来，养鱼户要过两道关：一是“苦”，因为承担不起鱼塘缺氧“泛塘”、全军覆没的后果，养鱼户要整夜巡塘、一宿无眠；二是“险”，平均三年泛一个塘，前两年赚点钱第三年差不多就赔完了。

　　科技颠覆了传统渔民的“养鱼经”。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沈杰返乡创业，用物联网改造菱湖镇渔业。通过水下探头、传感器和手机app应用，渔民用手机就能养鱼，还能准确了解市场信息。

　　城里专家、年轻人返乡创业，带来科技、资金，变革乡村生产。而在消费端，城市则是浙江三农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依托，“养鸡养猪不如养城里人”的玩笑话，藏着浙江农民增收的密码。

　　“工业大县”宁波市宁海县有420多家民宿，总床位数达到9000余张，2019年全县民宿营业额达2.41亿元，带动农副产品销售逾8.4亿元。

　　宁海县胡陈乡，原来不产桃子，现在“桃花节”期间，平均每天车流量上万，“一床难求，一饭难求”。卖烤土豆的两夫妻，照管着七八个炉子，一天能收入七八千元。卖桃胶的大妈，一个桃花季期间，卖干桃胶，做桃胶羹，能收入两三万元。

　　途家发布《2019乡村民宿报告》显示，2019年浙江省乡村民宿的房源数量增加了近2倍，排名全国首位，其乡村民宿数量约为云南和广东之和。

　　“在三农问题解决上，城乡关系的作用极为重要。”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伟光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逐步弱化，浙江由此开启一条农民城镇农民建的城镇化之路，城镇化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最强动力。

　　2003年，浙江省委全面启动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有力之手”主动作为

　　浙江三农如今的模样，并非顺其自然就能呈现。事实上，反观浙江三农发展、农民增收路径，党委政府“有力之手”起到关键作用。

　　指引发展方向。21世纪初，植根于农村地区的浙江民营经济，历经20多年“狂奔式”发展，已在全国崭露头角。2002年，浙江农民收入已连续18年领跑全国省区。然而，“块状经济”拔地而起的同时，也给区域环境带来了整体性的压力，一些地方生态基本面遭到破坏。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问题矛盾的本质，一项重新把舵农村发展方向、经受实践充分检验的历史性工程、社会嬗变省域实践——“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承载着数千万城乡居民的热望，喷薄而出。

　　“千万工程”17年久久为功，造就万千美丽乡村。如今浙江农旅结合、乡村创业、资本回流等新兴景象，都建立在这项工程夯实的基础之上。

　　铺就市场路径。互联网、现代物流体系等客观条件逐步成熟，前所未有地打破了偏远乡村与消费大市场的空间距离，“小农经济”得以直面大市场。在浙江，以整村、整镇、整县甚至整市为单位投身市场，激发规模效应、品牌效应，正在快速推进。

　　比如县级，浙江天台县2018年启动打造“天台大农场”品牌，全县域统筹农业发展，通过绿色化、标准化、精细化、规模化、品牌化、信息化等，让曾经条块分割、逐渐边缘化的小农经济，在大市场中兑现更高附加值。

　　比如市级，浙江丽水市“丽水山耕”是国内首个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和全产业链的设区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19年该品牌旗下农产品实现销售额超过60亿元，产品溢价率超30%，“丽水山耕”品牌价值超过20亿元。

　　此外在省级，浙江省正在打造“全域大花园”。尽管除杭州西湖外没有极具知名度的景点景区，但目前浙江全域旅游走在全国前列，“诗画浙江”“省域大景区”的全域旅游格局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