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创业者们正在车库咖啡里移动办公，寻找创业和合作的机遇。当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本届会议将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零工经济”时代正在到来。人们熟悉的外卖小哥，已经以“网约配送员”的名义成为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去年正式发布的新职业之一。而如今，“零工”的概念还在不断被丰富——主播、宠物烘焙师、密室设计师、汉服造型师、奶茶试喝员、外卖运营师、收纳师、创客指导师等新职业丰富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中，将这些强调即兴发挥、创造力和灵活响应的灵活就业称为“灵工”。

　　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讲到这句话时，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正在让灵活就业方式从“就业备胎”变得“大有可为”。很多人的用工关系从“公司+员工” 变成“平台+员工”，但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注意到，虽然灵活就业的概念在政府文件中已出现约20年，却至今未全面纳入劳动行政部门监管范围，劳动规范、劳动保障无法可依，因而也成为劳动纠纷的高发区。

　　也正因为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上海分公司邮件接发员柴闪闪特别留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这句话：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并且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在他看来，这相当于给灵活就业者吃下了“定心丸”。

　　新“零工”只能吃“青春饭”？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说，据他的调研，目前我国约有两亿灵活就业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了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包括电商物流、网络送餐、网约车、直播、网络文学、自媒体等。

　　在他看来这种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强等特性，已成为全民就业的“蓄水池”与“缓冲器”。

　　年轻人是“零工经济”时代的主力军。据相关企业统计，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平均年龄为37岁。外卖平台饿了么的骑手更为年轻，平均年龄是31岁，其中90后骑手占比达47%，95后骑手增长最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1.2万名00后大学生开始兼职送外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选择做直播、拍视频、设计密室……

　　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联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重点围绕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全媒体运营人员、网络文学写手、电子竞技员、新兴互联网科技从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等7类新职业青年群体开展专题调研，形成《关于促进新职业青年成长发展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这份提案提到，年轻的新“零工”们，普遍面临群体诉求高度分化、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成长发展压力大、社会认同偏低等现实困境。一个主播说，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时总能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比如“主播不就是靠着年轻漂亮赚钱吗”“不是什么正当职业”等。

　　另外，调研显示，近半数受访新职业青年认为未来6个月有可能失业，这个比例远高于全国在职青年21.8%的比例。

　　马化腾认为，要帮助灵活就业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的问题。他建议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渠道，完善灵活就业相关统计与综合考评机制，优化新就业形态的信息、认定、匹配服务，建立适应数字社会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堂”。

　　不能让新就业形态成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

　　根据国内最大的致力于灵活用工服务和研究企业人瑞人才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联合调研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0年，55.68%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与上一年的调研结果相比，使用灵活用工的企业在总体企业比例中提高了约11个百分点。

　　随着灵活就业的群体不断扩大，相关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重要。

　　根据高小玫的调研，平台企业利用其优势地位单方面变更计酬标准等，单一从业者无力对抗，平台劳动者明显处于劣势。目前很大部分平台从业者未被社保“覆盖”。“平台用工的社保问题，终究要由国家社保制度予以解决。”

　　除此之外，高小玫还注意到，一些接单平台将配送业务外包，外包企业招募骑手，但并不在本公司为其注册，而是要骑手去某个平台上注册账号以备领取工资。但注册账号的同时，骑手也默认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然后外包公司或用工平台再与骑手签订劳务合同。但这样以来，关联链上的各个平台企业，与骑手都不存在劳动关系。一些平台用工模式通过“劳务化”演变为去劳动关系化。

　　对此，高小玫建议，应制定一系列平台用工合同示范文本，制订平台用工专项法规。尽快建立平台从业者专项社会保险，尽快建立平台从业者专项社会保险。

　　在团中央针对新职业青年的调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朱迪发现，1/4的新职业青年没有参加社会或商业保险，电子竞技员、网络主播和网络文学写手的社保覆盖率最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炫世唐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张威从事网络写作多年，他发现很多网络文学写手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意识，这既需要国家层面补齐短板，也需要教育引导从业人员主动跟进社会保障措施。

　　广东省东莞市副市长、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黎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很多年轻人自己在家开网店、做直播，但没有注册企业实体，因此在参加社会保险、工伤保险的时候比较麻烦。另外，如果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跟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发生纠纷，用传统的方式也很难处理。她建议，应该尽快研究建立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机制、劳资纠纷处理规则。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认为，新就业形态正在不断改变工业经济主导的就业格局，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了挑战。“我们或许不能以传统雇用模式来审视新就业形态，更不能让新就业形态成为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

　　“零工经济”的崛起，正在给政府和社会提出新的挑战，但同时也在带来新的机遇。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乡东萨拉嘎查村党支部书记吴云波也是受益者之一。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让村里的合作社旗下有好几家牛排店、餐饮店暂停营业，而且村里好些年轻人都因为疫情不能出去工作，有的赋闲在家快一个月。

　　对此，吴云波想的办法是让年轻人在家拍视频、做直播。疫情之前，他就试着通过视频直播卖货，效果还不错，他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也跟着干。一年下来，他攒下了100多万粉丝，村里八九个年轻人也跟着做起了直播，有的卖牛肉，“一年下来都是几十万元的收入”；有的卖鞋子，“建了几百人的群，在家照样做生意”。

　　这两年，东萨拉嘎查村装上了5G网络，也有了快递邮寄点。吴云波更有信心了，他鼓励村里的年轻人不要担心工作的问题。“只要敢干，用心干，干什么都能有不错的成绩。”